“财税体制改改革创新动向：地方政府事权或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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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微发来自浙江莫干山

财税体制来自哪里？ 改革向何处去？ 这是目前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每日经济信息》记者注意到，财权和事权是此次莫干山会议讨论的焦点之一，过去的改革以在财权上进行文案为先，但这次很多专家都提到了事权的上动。 另外，很多专家表示，经济体制改革是触及优势群体、“碰撞”的问题，离不开财税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改革的切入点。

一位财政部官员告诉《每日经济信息》记者，地方事权转移是财政部确立的财税改革方向之一，目前只有一个方向，没有具体计划。

出现税制别的弊病

1994年分税制改革被誉为“中国改革历史中的经典之作”，结束了此前财政体制不稳定的局面，也处理了中央财政虚空的问题，其框架和规则延续至今。

但是，经历了20多年的税制改革，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例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不一致。 原财政部首任税政司司长刘克崴表示，最重要的是，20年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许多变化，使我们面临了新的财税改革。 ”。

与会者表示，中央正在酝酿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将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要的“顶级设计”文案之一。

财税行业的部分改革已经开始，这也将直逼现有的分税制体系。 从今年8月开始全面扩大的“增值税改革”改革，无疑将推翻现有的分税制财税体制。

权力向上移动或成为改革的方向

在所有对财税改革的争论中，调整财权是讨论的热点问题，许多与会专家对此发表了看法。

1994年分税制，中央财政收入迅速上升到50%以上，近两年下降到48%。 中央的财政支出不到总财政支出的20%，地方超过了80%。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约40%是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这样，中央就可以对地方政府维持强有力的管理。

但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不认同“集权”的说法。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以前的行政分权转变为与市场相适应的经济分权，政府与公司、中央与各级政府、公权与公民三者的关系介于市场体制中间，真正与市场相适应的是经济分权，“绝不是单纯由中央拿多少钱，地方就拿多少钱

贾康表示，我国各地实际税收高低不同，财政收入和地方收入横向不均衡，据此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不均衡，也就是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最终返还给所有地方。 “即使是最不发达地区履行的财力，在梳理了这些逻辑环节之后，也就是说财权、事权相适应，将所有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是中央、地方财力占有率得到正确解决之后自然产生的。

贾康此前曾指出，税制改革后出现的县乡间财政困难、地方政府财政权与事业权不均衡、土地财政、“走部钱进”等问题，由于税制贯彻不到位，“分税制在省以下贯彻，并无正面意义”。

在过去的财政体制改革中，财力和财权方面的复印件在增加，未来的方向之一可能是在事权方面进行调整。

在此之前，财政部长官楼继伟在谈到财政体制改革时也表示:“财政改革应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合理划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使产权事权得以统一，使各级政府财力与其拟办的案件相一致，“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有必要适当划分，突出的是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大体上应该由全社会调节，我们现在应该过渡到省级统一，过渡到全国统一。 ”。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表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如果不改变当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接受一些事情。 否则，地方政府会更加异化其行为，地方政府付不起这种税，会产生非常扭曲的异化行为。 “政府的规模变小了，有限政府必须一致。 前提是比较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是目标，最终目的是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应该改革的，需要改革的税制也是这方面。 ”

贾康表示，未来要深化改革，应基于较大的思路，一级经营权、一级财权、一级预算、一级产权和横向转移支付最终达到各地方财力事业权相匹配的领域，为市场经济全球服务。

地方政府是改革的重要因素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全面改革的切入点”成为莫干山会议的共识。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表示，去年莫干山论坛召开时，青年学者多次提到财税改革的重要性。

另外，地方政府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侯云春说，这几年高速增长的密码在于各级政府是引擎、是投资主体。 但是，我们过去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动机成为了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病灶。 “财政部长最近表示不能以直接税为主，我认为这是一个方向。 因为增值税、营业税等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是鼓励投资，扩大生产能力规模，目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以间接为主

他认为，以直接税为主，以所得税财产为主，可以稳定地方财税收入。 因为地方实行以财税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体系，有利于以地方人口与地方工厂、居民住房的联系为税收基数，稳定地方财政收入。

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作了如下发言。 “当前税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政府为自己花的费用和自己的支出多了，为公共服务花的少了。 被用于投资，不再用于民生。

“无论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支出方面，还是各项公共支出方面，都没有完善统一的标准，真正缺乏公共服务和民生的资源。 ”王小鲁说。

他建议，逐步缩小公共服务歧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地区间、各级财政间分配不均。 “建立加权体系，随着时间的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要逐步调整这一加权体系，使各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更加均衡合理，必须有这样的标准。 ”

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比较，财税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梓表示，“从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立场出发，一个是收入分配体制，一个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宋晓梓说，地方政府现在企业化，宏观调控不再由控制公司而是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

“比如地方企业化的竞争局面和中央财权、事业权，你让他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全国标准吗？ 还是地方标准？ 这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 ”。

在他看来，这两个大问题都是利益相关、“碰撞”的问题，离不开财税体制。